摘要：《帝鉴图说》作为臣子为帝王编撰的教育读本，寄托了效法先时贤王，培养圣明君主的期盼，对明神宗朱翊钧早期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明神宗日益年长，经筵日讲制度本身不足以承担起培养圣明君主的重担，张居正采用的高压方式使明神宗产生逆反心理，以及夺情事件中展露的君权可以高于道德的真相，打破了儒家士大夫苦心维护的道德约束君主的传统，导致明神宗最终脱离了《帝鉴图说》中的期盼。
《帝鉴图说》是张居正让经筵日讲官马自强等人编写的一本帝王教育读本，包含了117个故事，分为上下两篇，在“圣则芳规”之中讲述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之举，在“狂愚覆辙”中剖析历代帝王倒行逆施之祸。名为“帝鉴”是取自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希望给小皇帝以警醒，使其成长为一代圣明的君主，又为“图说”实则为了照顾年幼的皇帝而采用了图画的形式，不仅采用图像语言和视觉语言给予双重记忆，还通俗易懂，读之不觉乏味，可见编撰者的用心良苦。
张居正在《进〈帝鉴图说〉疏》中言明了自己的目的，希望皇帝能够“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终篑之功;覆辙在前，永作后车之戒”[1]（201）。但明神宗并未如愿成为尧舜禹般的君主，在执政后期倦于朝政，张居正一股拳拳之心付之东流，《帝鉴图说》为何没有将皇帝培养成张居正心中的圣贤君主呢？
一、明神宗的教育
自明英宗经筵仪注确定以来，明代的帝王教育采用的是经筵日讲的方式，明神宗十岁行冠礼，出阁就学，刚学了几个月便因明穆宗去世登基为皇帝，可见大部分教育活动都在经筵日讲中进行。要想探讨《帝鉴图说》的实际效果必须将其置于所处的教学环境中。
明朝将宋元时期所行的单一经筵进讲分成仪式性的月讲和实用性的日讲两种。经筵讲官和日讲官都是为皇上特设的御前讲席，每月逢二开经筵，但是由于经筵讲读次数少，仪式化程度高，无法达到教育目的，因此日讲的出现成为一个有效的补充。日讲被称为小经筵，经筵日讲又被称为大小经筵。二者存在差异，“经筵开而后日讲继之，经筵凡十日一举，日讲无日不举”[2]（3560）。首先是时间上不同，经筵是每个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开课，而日讲则基本上每日举行。其次是仪式上不同，经筵相对仪式较烦琐，而日讲则相对实用，仪式较简单。
至于经筵日讲官的选任，明朝很多名臣都曾在经筵中担任过官职，明朝的经筵中有诸多官职，知经筵事总领经筵日讲事务，明初由勋臣担任，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中记载：“故事，勋臣一人知经筵，内阁臣俱同知经筵。后至李文达贤，始以内阁首臣与勋臣俱知经筵。”[3]（174）自李贤始，勋臣和內阁臣一同担任知经筵事，后历代相沿。知经筵事之外，还有同知经筵事，协助知经筵事相关事宜，张居正在裕王府中担任过讲官，后来隆庆即位，张居正便被拔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任同知经筵事，协助作为知经筵事的徐阶管理经筵内部事务，到了明神宗登基后，张居正成了内阁首辅，又更进一步做了知经筵事。
早在隆庆四年正月，张居正便上过《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疏》，认为朱翊钧此时已经八岁，不再是襁褓之中，“早一日，则有一日培养之益;迟一年，则少一年进修之功”[1]（152）。可见对其教育十分上心。
等到明神宗即位，年岁尚小，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又是知经筵事，自然肩负起督促小皇帝学习的责任。
隆庆六年八月初八，张居正上《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认为讲筵日讲有助于国家治理，虽然明神宗孝服在身，不便开经筵，但可依照弘治末年旧例，先进行日讲。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明神宗安排八月便开日讲，经筵明年春天再举行。张居正同月又先后上《请酌定朝讲日期疏》和《拟日讲仪注疏》，对日讲的时间和内容做出了具体的安排，日讲的内容应为《大学》《尚书》等儒家经典，时间上，“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1]（176），其余日子都要去文华殿讲读，并且“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1]（176），一个月将近二十一日都要进行日讲，可见对皇帝要求之严。
万历元年正月初十，张居正上《请开经筵疏》，提醒皇帝去年自己曾上疏今年春天开经筵得到了批准，应该于二月内择日具仪，启举令典。此后在明神宗的教育中，经筵日讲交替进行，张居正也及时督促着皇帝的学习，不仅在日讲活动中为其安排温讲，以求启发圣心，还进讲章，随着皇帝长大增加日讲书程，勉励圣学，可谓尽心尽责。
二、《帝鉴图说》与圣王期待
《帝鉴图说》的编撰是为了让年幼的皇帝从历代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书中内容经过择选，反映了臣子心中圣明君主的形象。
“圣哲芳规”中的八十一个故事，囊括了从皇帝自身修养出发，要克己自省如“下车泣罪”“戒酒防微”“解网施仁”等，要仁孝治国如“泽及枯骨”“孝德升闻”等，要勤政好学如“屏书政要”“竟日观书”等;也有从君臣关系出发，告诫皇帝要虚心纳谏，如“任贤图治”“感谏勤政”“纳谏赐金”等，皇帝不仅要虚心纳谏，还要能辨忠奸，善用人才，如“明辨诈书”“褒奖守令”等。在面对忠臣良将的时候，皇帝还应该适当地放低自己的位置，如“屈尊劳将”“宾礼古人”，如果皇帝和臣子的关系能像“爱惜郎官”“君臣鱼水”中一样融洽就再好不过了;在君民关系中，皇帝作为一国之主，“露台息费”“碎七宝器”“夜止烧羊”等故事告诫着皇帝要爱惜民力;此外，不信祥瑞和崇儒重教也是“圣者芳规”中两个重要的主题，尤其是崇儒重教，从“招儒讲经”的汉宣帝，“夜分讲经”的光武帝再到汉明帝“临雍拜老”，都反映了对于儒家正统地位的维护。
“狂愚覆辙”中的三十六个故事，与“圣哲芳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世眼中的亡国之君大多荒淫暴戾、不修己身，如“脯池肉林”“列肆后宫”等。他们无法分辨忠奸，往往宠幸小人，有“十侍乱政”“宠信番将”“宠幸伶人”等。和不信祥瑞的明君所不同的是，昏君渴望长生，所以“遣使求仙”，纵容“女巫出入”招致祸患。“舍身佛寺”的梁武帝和崇尚道教而举办“上清道会”的宋徽宗都是反面教材，但是“坑儒焚书”却是万万不可的。
“圣哲芳规”和“狂愚覆辙”的对比警醒着皇帝，贤明的君主才能获得百姓的爱戴，那些暴戾的君主只能被后世引以为戒，当作反面教材。如何才能成为贤明的君主呢？在《进〈帝鉴图说〉疏》的开章，张居正便借伊尹之口告诫皇帝：“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1]（199）要学习圣明的君主，以德治理国家，国家才能兴盛，同时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也是至关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117个故事中，如何处理君臣关系所占篇幅最大，其中教导皇帝虚心纳谏又是最多的，一方面是基于皇帝交流对象的限制，另一方面寄托了编写的臣子期盼的君主形象，君主虚心纳谏、礼贤下士，臣属才能更好地“货与帝王家”。《帝鉴图说》对皇帝的要求以道德修养为基础，主要是儒家传统中的道德，而非道家或者佛教，反映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圣明的君主虽然不信祥瑞，“遣送方士”“不受贡献”，不能沉迷佛道，却要崇儒重道。基于此，臣子对于圣明君主的期盼使他们借用正统的儒家道德纲常规范君主的行为。
寄托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帝鉴图说》对明神宗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张居正向明神宗进呈《帝鉴图说》时，“上见捧册进，喜动颜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册”[4]（939）。可以看出明神宗对于张居正的教学是积极回应的，明神宗还认为《帝鉴图说》对君道深有好处，赐予张居正银币，为此，张居正写了《谢钱币疏》谢恩。
在《明神宗实录》中可以多次看到《帝鉴图说》在明神宗教育中发挥作用的身影：
万历元年三月，万历到文华殿进读，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讲到了汉文帝劳军细柳之事，亦即书中上编中的“屈尊劳将”，“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有折冲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将官忠勇可用者，稍假权柄，使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5]（364-365）。劝说皇帝居安思危，重视武事，万历听了也深以为然。
万历元年十月，张居正讲到《帝鉴图说》中宋仁宗“不喜珠饰”这一段，明神宗提出疑问贤臣才是国家之宝，珠宝又有何益处，张居正顺势答曰：“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五谷养人，故圣王贵之。金玉虽贵，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铢两之间，为价不赀，徒费民财，不适于用。故《书》言，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良以此耳。”还对明神宗节省的行为给予了肯定。之后又讲到秦始皇销兵事，张居正又因势利导，以秦亡告诫皇帝“人君布德修政，固结民心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于戍卒”[5]（520-521）。为政以德，否则便会失了民心。
万历三年三月，皇帝在看《帝鉴图说》时，读到董宣击杀湖陽公主杀人豪奴“赏强项令”的故事，对张居正等侍讲大臣感叹道：“彼公主也，尚不私庇一奴，如此外戚家，何可不守法今。”[5]（837-838）
万历四年三月，张居正讲《帝鉴图说》说到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宴宠幸安禄山的事情时，皇帝提出疑问：为何在勤政楼不勤理政事而在这里宴饮作乐。张四维答曰：“此楼建于玄宗初年，是时方励精图治，故开元之治有三代风，至于天宝志荒，所以致播迁之祸。”张居正又点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言玄宗皇帝不能常怀此心，故不听张九龄之言而致安史之乱，又讲到前朝之事便是我朝之鉴“无论往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无逸殿，省耕劝农。末年崇尚玄修，不复临幸。治平之业，亦浸不如初矣。昨讲《大宝箴》云：‘民怀其始，未保其终，亦是此意”[5]（1091-1093）。明神宗听了也是“嘉纳之”。
从上述实例中不难看出，《帝鉴图说》在万历早期发挥了一定的教育作用，书中内容虽是历史故事，但实际上是为现实服务的，因为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在进讲之时，都将其与当下的国家朝政所联系，臣子通过其中的故事提点皇帝成为圣王，循循善诱，而万历亦是虚心纳谏，有时还能自己思考发问。
三、理想偏差的原因
有了张居正等人的辅佐，皇帝本人又肯勤奋学习，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有欣欣向荣之象，为何在后世看来，明神宗却并非如所期望的那般成为一个圣明的君主，甚至有“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天启”[6]（447）之说呢？
第一，经筵日讲制度本身不足以担任培养圣明君主的任务。经筵政治含义便大于教育意蕴，经筵进讲的程序烦琐，经筵教育真正重要的还是经筵仪式本身，朝廷需要通过它向天下臣民宣示朝廷崇儒重道的姿态。同时因为形式化的问题，导致经筵之中君臣没有充分的交流。李贤在《天顺日录》中指出弊端“君臣之情不通，经筵进讲，文具而已，不过粉饰太平气象，未必无意外之祸”[7]（219）。
相对而言，日讲的形式较简单，讲课时只用四名讲读官，轮流侍班，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讲课时的礼仪只用行叩头礼“侍班讲读等官入见行叩头礼，东西分立”[8]（264）。形式大为精简，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经筵的形式化程度高，日讲担任起来传授知识的重任，因为日讲之时“先读书次读经或读史每伴读十数遍后讲官直说大义，唯在明白易晓”[8]（264）。因此，可以看到上述有关明神宗君臣交流的实例都是在日讲中进行的，而非逢二进讲的经筵。
从今日全国大枣批发市场价格上来看，当日最高报价22.00元/公斤，最低报价8.10元/公斤，相差13.90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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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日讲之中，教育效果依旧受多方面掣肘。日讲官如果想要借古讽今、直言进谏就有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明史》中曾记载，正统六年，讲官刘球针对王振乱政、凌折廷臣的情况，上疏言十事，称：“天降灾谴，多感于刑罚之不中。”[9]（4406）明英宗不听，放纵王振将之逮捕，最后刘球死于狱中。
此外，虽然经筵日讲的时间都有规定，但是实际操作还是依赖皇帝的自觉，比如明武宗朱厚照，他懒于理政，对经筵、日讲都没有兴趣，总是找借口停讲，明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上颇好骑射为微行经筵日讲多罢”[10]（485），纵然大臣们纷纷上书希望皇帝可以御经筵，“丙子，鸿胪寺请御经筵，上曰朕偶感微嗽，姑俟三月以闻”[10]（1067），皇帝依旧有种种理由可以推脱。
明代经筵日讲官虽然经济和政治上的待遇优厚，但依旧不能与皇帝平等交流，很多时候，经筵日讲的开展和效果受皇帝的脾性影响很大。因此，经筵日讲官和帝王的关系必然不可能像现代师生关系一样平等互动，虽为“师生”，实为“君臣”，在脉脉温情的师生关系和尊师重道的儒家传统中，显露出专制制度的严峻与残忍。有了这样的传统，明神宗又失去了张居正的监督，无外乎万历后期经筵渐渐废弛。
第二，虽在万历早期，张居正不会面临与其他经筵日講官一般“伴君如伴虎”的情形，但张居正采取的高压政策反而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引起皇帝的逆反心理。
根据张居正《日讲仪注八条》和《请开经筵疏》，明神宗每月除去临朝的九天，其余时间都要进行日讲或者经筵，并且非大寒大暑不辍讲读。二年春正月，张居正又“请上引见廉能官，仿祖宗午朝之仪”[6]（943）。皇帝中午亦要登朝议事，可谓是工作学习两手抓。
在讲学之中，张居正也是一个严厉的老师。神宗一次在经筵中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作“背”字。张居正忽然从旁厉声纠正道：“当作‘勃字。”当时“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惮之，及居正卒后蒙祸”[4]（959）。可见张居正之威严，小皇帝对张居正的害怕也埋下了祸根，同列的反应其实证明了张居正行为的不妥。
除了关心皇帝学习和上朝之外，张居正对皇帝的爱好也有意见，明神宗喜好书法，但当张居正觉得皇帝的书法练得不错时，便取消了他的书法课，认为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而不能过多关注技艺之巧。圣明的君主都是以德行治理天下的，圣德才是制治保邦之本。相反，如果过于沉溺于艺术，就有可能导致国政不修，如南唐后主、宋徽宗等人一般亡国。神宗坐拥天下，却连小小的爱好都受到臣下的指责，此时他的皇权不够稳固，还受到大臣的掣肘，但随着皇帝长大，当他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很难不行使自己正当的权利，成为后世眼中的“昏君”。
第三，张居正作为帝师，未能以身作则，削弱了《帝鉴图说》的教育作用。从《帝鉴图说》本身的内容看，《帝鉴图说》涉及的儒家伦理道德不仅是臣子中圣贤君主的理想化，更是约束君主的最有效方法。但张居正的行为却恰好打破了儒家伦理道德在万历心中的形象。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依礼张居正应该丁忧为父守孝三年，皇帝初只是宽慰赏赐张居正，并无意留之。然而“所善同年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于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冯保，使勉留焉”[4]（950）。张居正舍不得到手的权力而被诟病“忘亲贪位”，虽然此时张居正依旧深得恩宠，神宗将议论此事的人都进行了处罚，并说：“奸臣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乃借纲常之说，肆为诬论。”[4]（951）但这件事情侧面存在一个隐患，推翻了无论是《帝鉴图说》还是经筵日讲的儒家经典中强调的儒家伦理道德在皇帝心中的地位——皇权是可以大于儒家伦理道德的。
虽然关于张居正夺情的原因后世各说不一，但是不可否认“夺情”是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中看重的“孝道”的违背，张居正身为帝师，尚且不能以身作则，使得本可以用来约束皇权的伦理道德大打折扣，失去约束的神宗如何如期望般成为一个圣明的君主呢？神宗因为议论张居正夺情之事处罚臣下又和《帝鉴图说》中表达的对于帝王虚心纳谏的期盼大相径庭，侧面反映了《帝鉴图说》教育效果的偏离。
《帝鉴图说》作为一本帝王启蒙教育读本，在万历早年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管是经筵制度还是《帝鉴图说》，实质反映的都是儒家士大夫为重新调整儒家作为附庸任凭皇权驱使的尴尬境地所做出的努力，希望以儒家传统道德约束君权、塑造圣王，但在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明朝，万历早年的和谐局面不过是皇帝年幼，君权尚未稳固所造成的假象。皇帝的教育被赋予的政治含义大于教育含义，最终目的都是维持制度本身，从这点上说，就可以理解《帝鉴图说》期盼的偏离了。（刘宇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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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廷玉，等.明史[M].顾颉刚，等点校：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明官修.明武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来源：文教资料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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